廖婵娥：融入澳洲先从了解开始

30年前，一个香港女孩背井离乡，只身来到澳大利亚求学。彼时的墨尔本还没有今日的满眼繁华，走在空旷的马路上，她不知如何是好。起初，面对完全陌生的异国生活，她没有亲人可以依靠，没有朋友可以交流，只有每天流泪。

30年后，她已经是墨尔本知名的语言治疗师，本地华人社群中的活跃人士，但是她更著名的身份是维州自由党的一员，前任州长的华人事务特别顾问，在十几家本地华文媒体为州长撰文解释政策。她就是Gladys Liu，廖婵娥女士。

初来澳大利亚时，廖婵娥非常不适应。彼时她远离家人朋友，远离熟悉的社交圈，好比一株植物被带离了扎根的土壤，挪到陌生的土地生活，回想起那段岁月，她连用了三个“非常”来形容那时的困难。“那时非常非常困难，非常，当时头十天每天都在，问自己我到底是不是真的要留在这边，每天都哭，”然而廖婵娥并没有允许自己沉浸在这样的情绪中太久。她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，重新出发。“墨尔本那时已经有很多的留学生了。我看在眼里，就想，那么多留学生他们都可以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，我都应该做得到的，那我就留下来了。”

这一留就留到了今天。廖婵娥从如今的La Trobe大学语言治疗专业毕业，再一路成长为墨尔本最知名的语言治疗师之一。十八年后，廖婵娥已经把自己当做了一个澳洲人，彻底地融入了当地的社交圈。尽管每隔几年就参加大选，她却从未有过从政的想法。直到有一天，她的朋友忽然邀请她加入自由党。

起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廖婵娥参加了一些自由党的活动，结果却一下发现了前所未知的新天地。她被政党工作吸引，并积极投身其中。“我当时学习了很多新知识，想要与华人社区分享，于是给一些报纸写专栏，把政策介绍给华人社群，这就引起了我们的党领袖Ted Ballieu百鲁先生的注意，后来他就邀请我来为他工作，”廖婵娥回忆，“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特别的要去从政的想法。就是很自然地做好自己的事，然后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这一步。”

2008年，廖婵娥放弃自己的语言治疗工作，成为维州州长的特别助理，协助州长处理有关华人的事务。在廖婵娥的不懈努力和推动下，时任州长百鲁不仅参加华社举办的各种活动，而且还在多家中文报纸上开设州长专栏，基本上每周都及时向华人通告州政府的施政情况。这一传统如今已经被推广开，维州许多政界人士如今都在利用各个渠道与华人沟通。

从1850年开始，就有华人开始移民到澳洲，发展到今天，在澳洲华人已有大约110万，成为第一大少数民族，但公民参政议政意识还不足，无论是在澳洲的经济、政治还是其他领域的领导层，却都缺少华人面孔，这和华人在澳洲的人数、智慧、财富是不相匹配的。

某个在澳洲的意大利社团，二十年间从澳洲政府得到了1亿4千500万澳币的拨款支援。而人数六倍于意大利移民的华人移民，在澳洲这二十年间，却独自发展得很艰苦。在维州议会，有六位意大利裔议员，在两党都有他们的声音；而黎巴嫩族裔也有3名议员。而人口数倍于这两个族裔的华人在众议院仅有一位议员。这和整个华人族裔在澳洲人口的比例，是严重不成正比的。这种针对华人社群的不平等，就是所谓的bamboo ceiling 竹子天花板。

廖婵娥认为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有很多。在她看来，澳洲政府此前的白澳政策导致华人与澳洲基本绝缘。直到20世纪60年代至今才有大量的华人移民前来。而刚来的移民立足未稳，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，往往以谋生或者完成学业为首要目标，从而忽视其他事情。

“参政议政不是为了个人，而是为了社会。如果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，怎么去关注社会？”廖婵娥坦言。然而许多华人此后明明已经在澳洲安了家，却依然没有参政议政的想法，对此，廖婵娥认为是由于他们缺少为国家奉献的观念。“有一些人已经安顿下来了，他们却没有这个想法。为什么要为他人做事？”廖婵娥感慨，“他们一直没有这个概念，没有这个意识要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来做一点事，没有真正地融入社会，了解主流人群的想法。”

廖婵娥认为，每个人的所作所为，别人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如果华人没有意愿与本地人沟通交流，也没有意愿将澳洲建设的更好，那么自然没有人愿意接纳华裔加入澳洲政界。这也是她眼中华裔无法突破bamboo ceiling的原因。“其实这个竹子天花板之类的词语有什么用呢？我觉得还是做实事，真正的用行动来做一些事情。让所有人觉得选一个华裔澳大利亚人出来是为了整体国家利益，不是单单为了华人利益的，”廖婵娥说，“这样别人才愿意选你做议员。”

记者手记：与廖婵娥的对话进展很顺利。比如说，她对澳洲、香港移民与大陆新移民的了解十分深入，口才极好，思路也很敏捷。拍摄结束以后，她会主动和剧组的每一个人，从主持到编导到摄像，一一握手表示感谢。她说自己性格坚毅执着，但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一个谦虚亲和的廖婵娥。